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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述:李迅雷:楼市仍是非理性繁荣,疫情让泡沫更刚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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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LV.10]以坛为家III

    发表于 2024-4-28 13:01:5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      说到房地产,几乎所有买过房的人都可以称为“专家”,毕竟房子是居民资产结构中最大类的资产,是可以用来“改变命运”的资产,谁没有过刻骨铭心的研究呢?假如我认为房地产有“泡沫”,那就得遭很多人骂,因为这涉嫌贬低他们的“资产价值”。最近,疫情还在延续,但深圳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“火爆”得出人意料。为此,我提一些往事,谈一些感想。南通二手房链家网是提供二手房买卖、新房、租房、房价查询等业务的专业房产网站,可为您买卖二手房提供帮助,链家网同时具有二手房、租房及购房问答和百科等频道,还可以在线查询二手房价格,买房卖房上链家网,让房产交易不再难!


      来源:李迅雷金融与投资(ID:lixunlei0722)

      作者:李迅雷

      01

      中国房地产:理性繁荣还是非理性繁荣

     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(RobertJ. Shiller)是我非常敬佩的经济学家,他是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。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研究中国资本市场,起初对于A股的估值水平长期偏高的现象难以理解,于是就试图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寻找答案。后来,终于找到了席勒这部惊世之作——《非理性繁荣》。

      关于《非理性繁荣》这部书,还有一个经典故事。1995年年末某天,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召集的专家一起交换了关于股市的看法,大家一致认为,股市处于过热阶段,应让投资者注意,其中席勒教授把这个特殊阶段称为“非理性繁荣”(IrrationalExuberance)。两天以后,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私人性晚餐会上的演讲,用“非理性繁荣”来形容当时的股市。

      虽然这只是一场非正式的演讲,但发达国家的股市便“默契”地作了下跌反应,日经指数下降3.2%,德国DAX指数下降4%,英国富时指数下降4%,美国道·琼斯指数前半段交易下降2.3%。然而,管理层的警告只是在短时间内让投资者清醒一下,美国的股市继续带动全球股市向上。美国股市的真正下跌是在格林斯潘发出警告五年之后的2000年中旬才发生,而中国股市也跟随着美国的网络股泡沫,直到2001年中旬才下跌。

      记得我在2007年3月份的时候,认为A股也出现了“非理性繁荣”,于是在《新财富》专栏上发表了《资产膨胀下的估值缺憾》一文,试图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解释A股股价走向非理性的原因。

      2009年,我在上海交大高金的一场研讨会上,终于见到了席勒教授,当时,全球正经历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经济下行。他在演讲中讲到,“我很担忧上海的房产价格”。我提问:您认为中国的房子泡沫马上破灭吗?他回答说,不知道会不会破灭,但上海一直是跟纽约、伦敦比较,也许这个比较的参照标杆不对,比如说伦敦、纽约的房价就已经高估了,然而上海比它们还高估。美国加州房价与收入之比为8到10倍,而中国深圳的房价收入比达到36倍。

      转眼11年过去了,但深圳、上海的房价比当时又涨了好多倍,看来,就中国而言,房价收入比不是衡量资本泡沫的很好指标。例如,虽然深圳目前的房价收入比还是全国最高,但已经从2009年的36倍,略降至2019年的35倍,但全国的房价收入比,却从2010年的12.5上升到了13.3倍。

      资料来源:易居研究院

      换言之,虽然房价在涨,但居民收入几乎也是同步上升的,而且,深圳又是全国性的移民城市,深圳的房价与深圳户籍人口的收入关联度不大。更何况,中国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存在很大缺口,对此问题,王小鲁教授与甘犁教授,包括我本人,都做过多年研究,所得出的结论都差异不大:缺口规模均为当年GDP的10%以上。

      而且,从房价收入比的走势看,2010-2015年,实际上还是在“回归理性”的,2015-2017年,则出现了“非理性”上涨,这与2015年的五次降准、五次降息有关,经济存在“脱实向虚”现象。2018年至今,由于政策上严控房价,总体看,再次呈现“回归理性”的趋势。

      对于房地产的估值方法,可以与股票类比,如果说买股票是买未来,买房子也是买未来。如果我们把房价/租金比看作是市盈率的话,市盈率又有静态和动态之分,从静态看,房价/租金比远高于发达经济体,但中国的房子的“市盈率”似乎从来就没有低过,因为几乎没有过熊市。

      当然,股市的估值还是取决于成长性,即P/E/G(G=盈利增长率乘以100),只要P/E/G小于1,就是非常有估值优势的。例如,P/E为30倍,如果每年盈利增速都超过30%,就很有估值优势了。但即便PEG达不到1,只要盈利增速超过股价的增速,那么,PE也还是能下降,去接近合理估值水平。

      从房子的“市盈率”看,中国一直高于国外。发达国家楼市的房租收益率一般要高出房贷利率2-3个百分点,因为租金还得扣除税费等,而中国一线城市目前的房租收益率不到2%,如上海楼市的市盈率为64倍,深圳为65倍,北京44倍,重庆36倍,远低于5%(20倍)以上的房贷利率。

      同时,在过去两年里,除了北京和重庆房价租金比比较稳定外,上海、深圳和杭州的房价租金比仍明显上升,意味着泡沫还在加大。

      数据来源:中原地产,中泰证券研究所

      因此,就当前而言,投资房地产的盈利模式还是得靠价差收益,与中国早期的股市类似,故中国房地产的泡沫还是明显的。窃以为,用“非理性繁荣”来形容当下楼市,应该是客观的,当然,非理性繁荣不意味房价一定会下跌。

      那么,反思一下,11年前,当席勒认为深圳、上海的房价收入比高过纽约二、三倍的时候,是否也进入了非理性繁荣阶段呢?我认为应该还没有。因为他当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那么快,北上广深的人口大量流入,居民收入大幅增长,租金收入也水涨船高。那么,按照这个逻辑,再过10年看如今的深沪房价,是否还是属于理性繁荣呢?

      那就得看未来十年的我国超大城市的人口流量、收入增速和租金增长率了。人口而言,全国的城市化增速肯定会明显放缓,深圳和广州人口应该还会继续增长,上海、北京的户籍人口估计负增长(人口老龄化),就看人口限制政策会否取消了。收入增速与GDP相关,未来十年GDP增速继续下行;租金取决于供需关系,但总体涨幅也会趋缓。因此,我对目前中国楼市处于非理性繁荣阶段的结论不变。

      02

      “刚性泡沫”会不会破?

      大约在四年前,席勒教授的学生、上海交大高金副院长朱宁教授送我一本书,书名叫《刚性泡沫》。该书是他英文版出版后的中文版,而英文版的书名为《China's Guaranteed Bubble》(中国被担保的泡沫)。

      朱宁提出的“刚性泡沫”概念包含两层含义,第一层含义是,政府不断向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担保,比如债券股就是显性担保,欠了债可以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以股权方式还债,在过去30年这种担保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。但如果政府一直通过提供担保方式来刺激,或者吸引投资者,同时来扭曲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,结果很可能就会导致“最后的泡沫”。

      第二层含义是,如果按现有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走下去,可能会导致中国发生大规模金融泡沫和崩盘,因为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,有一天债务增速一定超过企业盈利增速,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泡沫。在结果给定的前提下,如果拖延时间越长,这个泡沫吹得越大,很可能带来最后的风险和今后对于下一代人,对于整个中国经济今后十年、二十年危机就会越大。

      事实上,2016年开始,我国就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金融和其他领域降杠杆的力度大幅提高。三大攻坚战中,第一大就是防范经济风险,房住不炒成为所有逆周期政策的最大前提。

     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执行效果看,应该还是比较显著,尤其在金融领域,金融机构的杠杆率、表外业务、P2P等都得到了较好的规范。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过去4年来的这些举措,遇到当前的疫情,恐怕金融风险就会大幅上升。

      如今,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泡沫就数楼市了,毕竟我国楼市持续了20年的牛市,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,能持续10年的牛市就必然有泡沫,国内A股持续两年的牛市,就会出现较大泡沫且泡沫破灭,如2006-2007年,2015-2016年。而楼市泡沫之所以如此刚性,这与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等诸多部门的利益严重捆绑有关,正如朱宁教授一语道破的那样:China's Guaranteed Bubble。

      疫情以来,一二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40%左右,不过3月份只下降14%,销量明显开始走强,而且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出现了正增长,可谓一枝独秀。同时,一季度股市也比较火爆,交易量大幅上升,基金申购规模大幅增加。虽然上证综指跌了9%,但在全球股市跌幅榜上算跌得最少之一,深圳创业板还涨了4%左右。同时,3月份新增开户人数达到190万,接近2019年一季度的新增开户人数。

      但看一下实体经济,疫情以来,GDP增速下降6.8%,属于该指标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,批发零售额下降17%,住宿、餐饮下降35%,建筑业下降17%。因此,必须再次关注中国经济的“脱实向虚”现象了。

      2015年,央行实施了五次降准、五次降息的举措,A股在上半年就涨了近一倍,到5000多点;随后则是房价开始攀升,这也是中央为何要在2016年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坚决去杠杆的原因。如果说2015年脱实向虚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了,金融创新下资本市场比实体经济的诱惑力更大,那么此次“疑似的脱实向虚”,则是因为疫情之下,不仅实体经济的整体回报率大幅下降了,而且还缺乏投资机会。

     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环比数据看,3月份,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略有扩大,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。今年以来,杭州、深圳的房价涨幅较大,不少豪宅出现疯狂抢购现象。

      来自深圳中原的统计数据显示,3月新房住宅网签3152套,环比上涨279.8%,网签面积32.38万平方米,环比上涨279.9%。据券商中国记者调查,这一波买房的主力,很多来自于一些企业主。有业内人士透露,近期深圳房价大涨的主要原因是,企业主全款买了房之后,可以用来做抵押低息贷款。而这一套利模式与地方政府颁布的疫情期间“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实施办法”有关。

      当然,这只是某些城市的个案,不能把房价上涨的原因全部归结为“贴息套利”。我以为还有其他两大原因,而这两大原因都属于结构性的。一是与我国人口的流向与分化有关,2019年,杭州人口比上年猛增55.4万人,而深圳同比增加41.22万人,成为全国人口流入最多的两大城市。人口的大规模流入,增加了楼市需求。

      二是与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有关,这些年来,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,例如,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,2016-2019年,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%,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%,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。

      这仅仅是抽样调查的结果,实际差距要大很多,例如,我估算的201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未纳入统计的隐性部分总额大约有13万亿元,其中大部分归属高收入阶层。下图是麦肯锡历年发布的基于银联奢侈品交易数据做参考的《中国奢侈品消费报告》,据报告数据显示,2000年中国人买走了全球1%奢侈品,2018年则买走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。

      图3 201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三分之一

      来源:WIND,中泰证券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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